上海是第一个将“院前急救”、“院内急救”、“社会急救”三位一体立法的城市 记者王盠摄
食品安全执法检查是市人大常委会每年执法检查的重头戏，而随着外卖兴起，代表们的关注视角又集中到网络订餐
当民生情怀融入立法实践，对老百姓来说既是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更是润物细无声的民生呵护。
近年来，食品安全、教育医疗、信用惩戒等一系列民生热点话题，成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聚焦点，民生立法在立法工作中所占分量越来越重，由此带给民众的法治获得感也越来越强。
食品安全
为找寻外卖猫腻代表连吃一周外卖
2017年6月16日，连续多年的市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又次正式启动。启动会上，一群长期参与执法检查的“铁杆”代表再一次聚到一起。食品安全执法检查是市人大常委会每年执法检查的重头戏，代表们不止一次地呼吁，要将“舌尖上的安全”追问到底，卫东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最近几年，外卖大军愈发火热，无证餐饮也借此从地上“横行”到了线上，“黑暗料理”身披“马甲”借网络订餐平台“洗白”等事件频频发生，代表们的关注视角又集中到了网络订餐。
有段时间，汽车市场供货紧张，服务于上海汽车工业开发发展有限公司的卫东代表也时常加班。她发现一到晚餐时间，就有一些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到大门口去拿外卖。一问才知，原来他们不想一天两顿吃同样的饭菜，所以利用网络订餐的方式叫外卖。外卖的食品安全开始成为卫东常常思考的问题。
不久之后，她根据组织安排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培训。本来主办方在校内安排了午餐，可就在那时，公司加班员工叫外卖的情形在她脑海中一闪过。她想知道，那些看上去香喷喷的外卖不知出自何处、又是如何制作的。于是，她去了学校对面的小吃一条街，发现这些小吃店的门口都贴有“美团”、“饿了么”等网络订餐二维码，而当踏进这些店才发现，其中的证照不全等状况令人担忧。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她一整个星期都光顾不同的小吃店，与店主攀谈，借机上厨房看制作过程，终于发现了这些“黑暗料理”利用网络订餐平台“登堂入室”，缺乏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为此，她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加大网络订餐安全监管的建议”。她还上网查阅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的入网餐饮单位的资质审核情况，又到嘉定、浦东等校园周边、打工者集中居住的餐饮街进行实地调查，针对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缺失、食品进货检验渠道不规范、外卖包装和运输过程混乱等问题，提出了加强对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做好入网单位资质审核、开展全面监督检查和违法行为查处、建立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等建议。
她的建议得到了积极反馈，并被邀请参与《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的修订以及网络订餐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2017年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对网络订餐作出了专项规定。
急救立法
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急救医疗服务不仅关系到百姓的生命与健康，更是城市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是目前全国急救车配备量最高的城市，并以平均每4万人配置一辆的标准高于国家标准，承担着市区2000万人口的日常急救。
本市急救医疗服务工作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在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面前，仍暴露出急救网络体系不够健全、急救资源不足、院前院内急救协同性不够等问题。于是2016年，《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应运而生。上海也是第一个将“院前急救”、“院内急救”、“社会急救”三位一体立法的城市。
急救法规的完善，离不开吴坚等多位代表多年的奔走努力。在今年1月举行的新老代表履职沟通会上，吴坚说起了自己提议急救立法的初衷。
当时，身为客座教授的吴坚，班上有孩子出了事，家长的问话让吴坚一下子无法回答。这位家长流着泪拉着吴坚的手问了一句：“如果当时孩子能被急救，是不是就能改变结果？”
家长的问题萦绕在吴坚心里很久，“我也想知道，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他找到同是市人大代表的上海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询问。“如果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急救，这些孩子生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刘中民代表的回答让吴坚坚定了从急救立法的角度，争取并保障与时间赛跑的生命的想法。
2015年1月上旬，抓住人代会前的半个月时间，他深入东方医院，调研急救医疗的实际情况。经过对数个三甲医院、区中心医院急症室的集中调研，他领衔提出了覆盖院前、院内、院外急救在内的“关于制定上海市社会急救条例的议案”。当年市人代会上，包括吴坚、刘中民代表在内共有4份议案共计81位代表联名提出了急救立法议案。市人大常委会迅速回应，当年即将制定急救医疗条例列为正式项目。为了配套立法议案，吴坚还一并提出了“建立大型群众性活动公共安全风险评估长效机制”、“尽快建设上海城市公共安全馆”、“在全市范围设立若干备灾医院”、“规范在校大学生意外死亡赔偿标准”、“在全市公共场所标配自动体外除颤器，建立心脏复苏培训体系”等5份代表建议，目的是从法制意义上体现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文明标杆。
信用立法
防止无序乱归应归不归
正所谓人无信则不立，一个城市如果缺乏诚信，无疑也会对城市的发展以及老百姓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为此，上海又一次开了立法之先河，2017年通过的《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成为全国首部社会信用建设的综合性法规。
2013元月，张春景和盛雷鸣两位代表分别领衔提出议案，建议将社会信用体系监管纳入地方立法，附议代表达到30人。
面对失信的乱象，盛雷鸣直言，迄今为止我国尚无全国层面的信用法律制度，但这一制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人大等相关部门应该予以重视并积极作为。经过研究，他提出关于建立上海信用体系管理制度的议案，“由此引导每一个社会主体都注重自己行为的诚信，否则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有本质性的改观。”盛雷鸣说。
尽管诚信建设的意义重大，但面对这块尚无人进入的法律“处女地”，上海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市人大常委会直面难题，立即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监督和专题询问，并同步开展立法研究，历时三年出台《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规范了信用信息采集、归集、共享、查询等机制，推进“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理念落地，建成了全国首部社会信用建设的综合性法规。
法规通过后，市人大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近日，市人大法工委的工作人员林圻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来到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对该中心对于个人信息在授权、查询、共享上的工作规范提出建议和意见。“尽管信用立法的法规已经通过，但立法的后续工作远远还没有结束。”林圻说，信用采集中市民最怕的就是个人信息泄露，而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就承担了信用采集的重任，因此制定相关的工作规范非常必要。目前，在法律专家以及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的共同努力下，相关采集程序规范已经制定完成，并开始作用于该中心的信息采集工作。林圻认为，信用立法的法条不能过细，但在后续操作规范中却应细致有加，这样才能避免个人信息无序乱归、应归不归的问题。
“民”字当头
民生和社会治理立法呈“高需求”
聚焦民生、关注社会领域立法已经成为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的主线。面对上海日益紧迫的老龄化趋势，市人大及时制定了《养老机构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规范营利性教育培训市场、网购货物无理由退货等作出了更有保护力度的规定；健康是城市发展的内在需要，《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修改体现了从严从紧控制吸烟是大势所趋；《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实施残疾人保障办法》、《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法规的修改则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加强了专门保护。通过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建立、公布热线电话、实行立法听证等一系列举措，使得人大工作的“门”越开越大。
近期，市人大常委会还发布了“十三五”及更长期重点领域立法需求报告，民生和社会治理类立法再次呈现“高需求”，涉及养老、医疗、教育、促进就业、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
